開宗明義，我們來談一下 “造作”。

       這個詞語是在“和諧號”動車的中間過道上，經過頭腦風暴產生的。因為沒買到坐票，站了3個小時，隨之我們發現其實面對著一個時刻處于節奏性與規律性變化的對象（火車車窗）時，思考問題成了一種樂趣，就比如為工作室取名。

       這個名字必須和我們的生活姿態、處世觀念以及思維方式等息息相關，同時又濃縮了我們最核心的專業知識。它或許可以是一詞多意、辯證自省、拆合皆可的。經過一番斟酌篩選，我們決定用“造作”一詞。

       首先，是因為它的批判意味，雖然這個批判的深度及其針對性，在我看來并不是很成熟，且和被批判對象一樣，流于表面。

       從建筑師的角度來說，我們周邊的世界是奇怪的。被改革開放帶入中國城市的“現代主義”思潮，擁有巨大的破舊規模和翻新效率，導致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幾乎全新的城市，而這才僅僅過去30年。30年間，我們失去了引以為豪的城市歸屬感，也失去了用以描述一個城市迷人魅力的基本語言。

（圖片來源于網絡）

（舊新兩個完全不同的杭州，2010，攝于杭州）

然而我們領會了什么是“現代主義”么？

怕是沒有。

       于是，在成為下一個美國之前，我們進入了建筑學語境下所謂的“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，改革開發中的中國式折衷主義”時期：

       我們認為現代主義帶來的是先進與科學的建造技術、功能完善、布局流暢，施工高效且維護方便，但缺點貌似是其設計邏輯過于單一，且講究一蹴而就，導致失去個性魅力。于是我們又忽然開始緬懷“傳統”。先是挖來別人的傳統：“歐式風格”、“簡潔歐式風格”、“法式風格”、“西班牙風格”、“日式風格”、“東南亞風格”……然后突然才意識到需要“地域性”、“本土化”來拯救與建立“場所”與“定居者”之間的共鳴。于是設計師們不約而同的想起了自己的祖宗，“現代中式風格”、“新中式風格”、“外洋內中風格”……面對哭笑不得的城市，我們只能自嘲一句：這是最“好”的年代。

       建筑除了其構筑的本體，形式的再現，還是需要有審美的。而以上這些外化的 “風格”，僅是一種刻意且盲目的“裝飾”，用肯尼斯·弗蘭姆普敦（Kenneth Frarnpton）在《建構文化研究》中引用阿道夫·路斯（Adolf Loos）評論維亞納分離派（鐘情于將一種統一的形式語言和風格擴展到空間、立面、平面布局、景觀設計以及家具陳設等諸多方面）的話來說：“統統都屬于矯揉造作的過度設計”。

是的，統統都屬于矯揉造作的過度設計。

       弗蘭姆普敦認為建筑是一種圍合的藝術，注重空間創造的抽象能力，而不是飾面藝術的裝飾特性。建筑不僅應該體現其自身不同材料的表現力，而且應該能揭示世界存在的不同情形和方式。

       這種揭示，必須是建構（tectonic）的。阿道夫·海因里希·波貝恩（Adolf Heinrich Borbein）在1982年的一篇哲學研究論文中指出：建構往往是指手藝和工藝產品的建造與制作。它更多的取決于是否正確運用手藝的規則，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使用要求。同時，建構也結合領域的圍合限制和場所的地形概念來創造空間。對這種“限制中的空間”，海德格爾曾在《筑、居、思》中描述：空間本質上是某種被設置出來的東西，某種置于其邊界中的東西。

       

正是這種 “在限制的邊界中，創新或再現某種通過人類特有的技藝建造、制作而成的空間”

成為了我們所謂的 造作 。

——沈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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